第七百零八章 基本田与富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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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啸沉思良久，决定对于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情况，首先采用与山东类似的做法。
那就是，由各地地主或自耕农，自行审报自家土地，然后由官府核查比对，以此方式，来先进行田亩测量与统计。
在山东时，李啸推行了这样的政策，可谓别出心裁。当时山东当地的地主们，以为李啸这样做，是为了将来收税方便，故皆尽量少报自家的土地，以求到时可以大大减少上缴的税额。
结果没有想到，李啸随后就派人核查，将地主那些瞒报的土地，当作无主之地全部没收，让全山东的地主，大大地吃了一个哑巴亏，简直可以说是，悔之无及。
因此有了山东的先例在前，现在的江南一带的地主豪绅都聪明了，个个都按实数审报，丝毫不敢作假。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李啸就会对他们毫无办法，从而最终只能默认现状。
最终，李啸安排的人手在各地亲自核查之后，发现其上报的土地数量，与实际田亩之数，倒也差相仿佛。可见，有山东地主的惨痛教训在前，这些江南的地主们，倒是个个精乖得很。
只不过，这样一来，就完全没事了么？
他们完全低估了李啸的狠辣与手腕。
在当年的十二月底，离过年前还有数天时间，整个李啸占领的江南地区，各个州镇的街头巷尾，都了一封长长的新告示。
告示中，李啸规定了一项全新的政策。
即江南当地的地主财绅与自耕农们，每家每户，最多只能保留田亩数量为200亩，这项规制，被称为地户基本田。这些基本田所缴税额，淮河以北之地，暂与山东一样，而淮河以南之地，与山东土地相比，每亩多收两倍。
之所以江南这一带的土地，要比山东这样的北方之地，田税数额要多两倍，倒不是李啸存心欺压，而他在仔细考虑了当地的田亩产出后，才作出的慎重决定。
因为，江南所谓的“重赋”，其实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明末时期，生产技术的创新、新品种的引进，自然条件的优越，使得江南地区在农业产量上，远远超过北方地区。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俗语，已充分体现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北宋时，范仲淹就说：“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
而到了南宋，高斯得则说：“浙东浙西之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
而在明朝时，明人谢肇淛也指出：“北人不喜治第而多蓄田，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
甚至到了清朝时，清人尹会一也说道：“北方地阔，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力散工薄。”
因此，如果只是因为苏松田赋，高于北方地区即认为是重赋，显然没有考虑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
而李啸之所以规定了200亩为限的基本田，而没有如后世那般残酷而坚决的打土豪分田地，实则是因为在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民众思想尚未达到近现代水平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改良与妥协。
因为拥有200亩的地户，在人口稠密土地较少的江南地区，已将大多数的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包括在内。要知道，在明末江南，拥有30亩以上的田土，便足以称为当地的富户与地主了。而普通自耕农，一般皆只有两三亩地，甚至只有几分地。
这样一来，李啸通过适当的妥协与退让，大大减少了自已的对立面。现在他要坚决对付的，就只有人口只占少数的大地主与大豪绅了。
此上，是李啸制定的基本田状况。而那些土地更多，占地更广，动则成千上万亩田土的大地主大豪绅，他们超过200亩的多出土地，被称为地户富余田，官府并不强迫没收，但是，这样地户多余田，却要他们每亩多缴纳，相比基本田多出十倍的田税。
十倍于基本田的田税，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样一来，那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利益，自然是极受损害，甚至可以说，李啸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是在逼他们与官户做对了。
听上去，这象是在官逼民反，或是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只是李啸有这么傻么？
当然没有，因为，他在给压力的同时，也在给他们出路。
那就是，他在告示中明确指出，若这些大地主大豪绅感觉负担不了这样大额的田税，可以将这些富余田，向官府抵押折现。
而官府在收购这些多余田时，亦不会就此压价，而是会派出公证人员，监督官府以比市价高出一成的价格，进行土地收购。
现在的李啸，财源广进，金银颇丰，对于收购这些土地的财力，根本就不在话下。
这种给了具体出路的做法，李啸认为，可以大大减少这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反抗烈度，从而让他们不至于与官府一味顽抗到底。
而且李啸这样设计如此之高的田税，其实还堵住了这些大地主们，另外的一条对官府的冷暴力对抗之路。
那就是，如果李啸对这些田土定的税额，仅设定为基本田的两三倍的话，那这些大地主与大豪绅，当然可以将那些富余田，全部改种桑树或棉花，通过这样的经济作物的高额利润，来抵消李啸增加的大量田税。
因为，现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已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带动了极其旺盛的生丝需求，以及织布用料。种桑种棉的收益，远远高于种稻的收益，整个江南地区，各类土地也早已由种米向种桑蚕逐渐转化。
明朝江南的粮食产地，集中在吴淞地区，而这一地区也同是丝绸的产地，这就出现了桑稻争田的矛盾。桑蚕业有推动了纺织业，纺织业发展最终演变为城镇化和资本主义萌芽。
蚕桑和丝织业中心，基本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诸如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开始大量出现丝织业市镇。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象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可谓荒凉而普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当地居民，开始大量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就已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则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
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这个庞大的数字，几可与早期进行工业化的英国相媲美。
这样的转变，从人类的趋利性角度来讲，其实很好理解。
一家农种一亩田，如果是种稻，得米三四石，不过三四两银子，若是种桑养蚕，得丝一担，就是三十几两银子，即使朝廷收米为税，买米上缴，就他个人而言，收入也远远高于种稻。这样，自然而然，他就会转向种桑蚕。
而这样的城镇化，则导致明朝江南的粮食逐年上涨，当然，相比种田，江南地区人民的收入，也对应上涨，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危害。
只不过，这粮食涨价的幅度，却是越来越快了，最终达到了民众难以忍受的程度。
在明史研究的全国米价表中，17世纪20年代的平均米价，已达到了17世纪10年代的1．6倍，显示出了急剧的上涨趋势。而人民的收入增长，则是远低于此数。
人是铁，饭是钢，收入不增，这粮食却还是得吃。那么，没有钱，吃不起，怎么办？
那就抢呗。
崇祯时期，仅在苏州和松江府等地，就多次爆发抢米风潮，抑或者抗租，还有人起义造反。
看明史记录，崇祯11年8月，洞庭东山的盗贼谋划起事，被巡抚都御史张国维镇压，后来余党又再次起事，仍然被制伏。
同年11月有奸恶借蝗灾为谣，讹言倡众抗租，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千余人聚集焚庐劫资，终被知府牛若麟镇压。
崇祯13年6月，苏州府城发生抢米暴动。
崇祯14年正月，苏州府城的市民暴动抢米。
……
这样的明史记录，真真让人望之叹息。
那么，1640年苏州的大米有多贵呢？100个铜钱一斤，也就是大约50-100元人民币一斤。
想想吧，一个3口之家，每月要花3000元人民币买米，一个月的食品成本就到4000元以上，那是个什么概念，说是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亦不为过。
所以，粮食危机的本质，是粮食的生产不足，导致粮食过度市场化，以及在市场化作用下，导致的粮价飞涨。
在中国江浙和珠三角地区，无论是明末还是现在，粮食都是高度市场化，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从外购买粮食。江浙地区原本是粮食主产地，现在却因为耕地变化，变为粮食外购区。最终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变成了粮食危机。
而在现代，最近也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这场旨在推翻中东地区各独裁政府的革命，其根源就在于食品价格膨胀。
要知道大多数中东国家，因为地理环境恶劣，他们的食物50%或者以上都要依靠进口，这就使得他们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面前的地位非常脆弱。
比如在埃及，食品价格通货膨胀率，在2011年年初，就达到了惊人的19%，埃及人的生活成本骤然提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国家与社会，立即开始出现大规模动乱，最终导致起义与兵变，让现任总统穆巴拉克，不得不引咎下台。
而在更早前，例子其实也有很多，象法国在1788年和1789年的连续粮食歉收，使得面包价格飞涨。原本就度日维艰，食品开支占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50%的法国人民，日常食品开支却猛增到了88%，整个法国社会迅速地陷入危机，最终，大革命爆发了。
当然，现在李啸治下，因为有了台湾、东南亚以及澳洲的大量粮食生产，特别是有了红薯与马铃薯这样的经济作物存在，哪怕整个江南地区，全部变成桑田与棉田，李啸的粮食供应，亦是充足有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确保粮价平稳，让绝大部分普通人，都能承担得起。
所以，为了防止地主豪绅们，用桑田与棉田的利润来采购粮食，然后充抵田税这条歪路。李啸才决定，用这样大额的田税来吓退他们，让他们不能再打歪主意，从而最终只能乖乖地把富余田，在心甘情愿的前提下，全部赎买给官府。
而李啸之所以下定决心，定要从这些地主豪绅手中夺回这大量的土地，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点，就是通过赎买土地的方式，把这些地方势力极大的地主豪绅势力大大压缩，让他们交税纳赋，吐出余田，不能再象以前一样，仗势着土地优势，横行乡里，作威作福。并且以此方式，减少地主家的佃户人数，尽可能地减少人身剥削。
第二点，便是把这赎买回来的田土，以每户两三亩的方式，发放给失地的佃户以及外来的流民，让他们得以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
因为现在的江南，虽然有大批的失业者与流民，得以在工坊中栖身落户。但因为各省皆是战乱，流民数量实在太多，江南一带的工坊，还是难以吸纳全部的人口，这各个州县城镇，大街小巷依然满是流民，故而为了社会稳定，还是需要有大量的土地来安置他们。
第三点，则是李啸把这些富余田掌握之后，可以将这些多余田土，以国家计划的方式，全部改种为桑田与棉田。这样一来，因为物料来源充足，既可以继续扩充工坊的规模，又可以由于自已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土地，故在生丝与棉球方面有绝对的定价权，这样便可防止那些地主豪绅搅乱市场，随意抬高物价。从而以这种方式，对江南的丝绸与棉布市场，加以强有力的管控，力保其稳定而有序。
这项基本田与富余田的政策，终于全面实施之后，一件令李啸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李啸沉思良久，决定对于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情况，首先采用与山东类似的做法。
那就是，由各地地主或自耕农，自行审报自家土地，然后由官府核查比对，以此方式，来先进行田亩测量与统计。
在山东时，李啸推行了这样的政策，可谓别出心裁。当时山东当地的地主们，以为李啸这样做，是为了将来收税方便，故皆尽量少报自家的土地，以求到时可以大大减少上缴的税额。
结果没有想到，李啸随后就派人核查，将地主那些瞒报的土地，当作无主之地全部没收，让全山东的地主，大大地吃了一个哑巴亏，简直可以说是，悔之无及。
因此有了山东的先例在前，现在的江南一带的地主豪绅都聪明了，个个都按实数审报，丝毫不敢作假。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李啸就会对他们毫无办法，从而最终只能默认现状。
最终，李啸安排的人手在各地亲自核查之后，发现其上报的土地数量，与实际田亩之数，倒也差相仿佛。可见，有山东地主的惨痛教训在前，这些江南的地主们，倒是个个精乖得很。
只不过，这样一来，就完全没事了么？
他们完全低估了李啸的狠辣与手腕。
在当年的十二月底，离过年前还有数天时间，整个李啸占领的江南地区，各个州镇的街头巷尾，都了一封长长的新告示。
告示中，李啸规定了一项全新的政策。
即江南当地的地主财绅与自耕农们，每家每户，最多只能保留田亩数量为200亩，这项规制，被称为地户基本田。这些基本田所缴税额，淮河以北之地，暂与山东一样，而淮河以南之地，与山东土地相比，每亩多收两倍。
之所以江南这一带的土地，要比山东这样的北方之地，田税数额要多两倍，倒不是李啸存心欺压，而他在仔细考虑了当地的田亩产出后，才作出的慎重决定。
因为，江南所谓的“重赋”，其实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明末时期，生产技术的创新、新品种的引进，自然条件的优越，使得江南地区在农业产量上，远远超过北方地区。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俗语，已充分体现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北宋时，范仲淹就说：“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
而到了南宋，高斯得则说：“浙东浙西之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
而在明朝时，明人谢肇淛也指出：“北人不喜治第而多蓄田，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
甚至到了清朝时，清人尹会一也说道：“北方地阔，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力散工薄。”
因此，如果只是因为苏松田赋，高于北方地区即认为是重赋，显然没有考虑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
而李啸之所以规定了200亩为限的基本田，而没有如后世那般残酷而坚决的打土豪分田地，实则是因为在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民众思想尚未达到近现代水平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改良与妥协。
因为拥有200亩的地户，在人口稠密土地较少的江南地区，已将大多数的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包括在内。要知道，在明末江南，拥有30亩以上的田土，便足以称为当地的富户与地主了。而普通自耕农，一般皆只有两三亩地，甚至只有几分地。
这样一来，李啸通过适当的妥协与退让，大大减少了自已的对立面。现在他要坚决对付的，就只有人口只占少数的大地主与大豪绅了。
此上，是李啸制定的基本田状况。而那些土地更多，占地更广，动则成千上万亩田土的大地主大豪绅，他们超过200亩的多出土地，被称为地户富余田，官府并不强迫没收，但是，这样地户多余田，却要他们每亩多缴纳，相比基本田多出十倍的田税。
十倍于基本田的田税，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样一来，那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利益，自然是极受损害，甚至可以说，李啸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是在逼他们与官户做对了。
听上去，这象是在官逼民反，或是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只是李啸有这么傻么？
当然没有，因为，他在给压力的同时，也在给他们出路。
那就是，他在告示中明确指出，若这些大地主大豪绅感觉负担不了这样大额的田税，可以将这些富余田，向官府抵押折现。
而官府在收购这些多余田时，亦不会就此压价，而是会派出公证人员，监督官府以比市价高出一成的价格，进行土地收购。
现在的李啸，财源广进，金银颇丰，对于收购这些土地的财力，根本就不在话下。
这种给了具体出路的做法，李啸认为，可以大大减少这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反抗烈度，从而让他们不至于与官府一味顽抗到底。
而且李啸这样设计如此之高的田税，其实还堵住了这些大地主们，另外的一条对官府的冷暴力对抗之路。
那就是，如果李啸对这些田土定的税额，仅设定为基本田的两三倍的话，那这些大地主与大豪绅，当然可以将那些富余田，全部改种桑树或棉花，通过这样的经济作物的高额利润，来抵消李啸增加的大量田税。
因为，现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已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带动了极其旺盛的生丝需求，以及织布用料。种桑种棉的收益，远远高于种稻的收益，整个江南地区，各类土地也早已由种米向种桑蚕逐渐转化。
明朝江南的粮食产地，集中在吴淞地区，而这一地区也同是丝绸的产地，这就出现了桑稻争田的矛盾。桑蚕业有推动了纺织业，纺织业发展最终演变为城镇化和资本主义萌芽。
蚕桑和丝织业中心，基本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诸如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开始大量出现丝织业市镇。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象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可谓荒凉而普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当地居民，开始大量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就已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则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
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这个庞大的数字，几可与早期进行工业化的英国相媲美。
这样的转变，从人类的趋利性角度来讲，其实很好理解。
一家农种一亩田，如果是种稻，得米三四石，不过三四两银子，若是种桑养蚕，得丝一担，就是三十几两银子，即使朝廷收米为税，买米上缴，就他个人而言，收入也远远高于种稻。这样，自然而然，他就会转向种桑蚕。
而这样的城镇化，则导致明朝江南的粮食逐年上涨，当然，相比种田，江南地区人民的收入，也对应上涨，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危害。
只不过，这粮食涨价的幅度，却是越来越快了，最终达到了民众难以忍受的程度。
在明史研究的全国米价表中，17世纪20年代的平均米价，已达到了17世纪10年代的1．6倍，显示出了急剧的上涨趋势。而人民的收入增长，则是远低于此数。
人是铁，饭是钢，收入不增，这粮食却还是得吃。那么，没有钱，吃不起，怎么办？
那就抢呗。
崇祯时期，仅在苏州和松江府等地，就多次爆发抢米风潮，抑或者抗租，还有人起义造反。
看明史记录，崇祯11年8月，洞庭东山的盗贼谋划起事，被巡抚都御史张国维镇压，后来余党又再次起事，仍然被制伏。
同年11月有奸恶借蝗灾为谣，讹言倡众抗租，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千余人聚集焚庐劫资，终被知府牛若麟镇压。
崇祯13年6月，苏州府城发生抢米暴动。
崇祯14年正月，苏州府城的市民暴动抢米。
……
这样的明史记录，真真让人望之叹息。
那么，1640年苏州的大米有多贵呢？100个铜钱一斤，也就是大约50-100元人民币一斤。
想想吧，一个3口之家，每月要花3000元人民币买米，一个月的食品成本就到4000元以上，那是个什么概念，说是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亦不为过。
所以，粮食危机的本质，是粮食的生产不足，导致粮食过度市场化，以及在市场化作用下，导致的粮价飞涨。
在中国江浙和珠三角地区，无论是明末还是现在，粮食都是高度市场化，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从外购买粮食。江浙地区原本是粮食主产地，现在却因为耕地变化，变为粮食外购区。最终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变成了粮食危机。
而在现代，最近也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这场旨在推翻中东地区各独裁政府的革命，其根源就在于食品价格膨胀。
要知道大多数中东国家，因为地理环境恶劣，他们的食物50%或者以上都要依靠进口，这就使得他们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面前的地位非常脆弱。
比如在埃及，食品价格通货膨胀率，在2011年年初，就达到了惊人的19%，埃及人的生活成本骤然提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国家与社会，立即开始出现大规模动乱，最终导致起义与兵变，让现任总统穆巴拉克，不得不引咎下台。
而在更早前，例子其实也有很多，象法国在1788年和1789年的连续粮食歉收，使得面包价格飞涨。原本就度日维艰，食品开支占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50%的法国人民，日常食品开支却猛增到了88%，整个法国社会迅速地陷入危机，最终，大革命爆发了。
当然，现在李啸治下，因为有了台湾、东南亚以及澳洲的大量粮食生产，特别是有了红薯与马铃薯这样的经济作物存在，哪怕整个江南地区，全部变成桑田与棉田，李啸的粮食供应，亦是充足有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确保粮价平稳，让绝大部分普通人，都能承担得起。
所以，为了防止地主豪绅们，用桑田与棉田的利润来采购粮食，然后充抵田税这条歪路。李啸才决定，用这样大额的田税来吓退他们，让他们不能再打歪主意，从而最终只能乖乖地把富余田，在心甘情愿的前提下，全部赎买给官府。
而李啸之所以下定决心，定要从这些地主豪绅手中夺回这大量的土地，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点，就是通过赎买土地的方式，把这些地方势力极大的地主豪绅势力大大压缩，让他们交税纳赋，吐出余田，不能再象以前一样，仗势着土地优势，横行乡里，作威作福。并且以此方式，减少地主家的佃户人数，尽可能地减少人身剥削。
第二点，便是把这赎买回来的田土，以每户两三亩的方式，发放给失地的佃户以及外来的流民，让他们得以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
因为现在的江南，虽然有大批的失业者与流民，得以在工坊中栖身落户。但因为各省皆是战乱，流民数量实在太多，江南一带的工坊，还是难以吸纳全部的人口，这各个州县城镇，大街小巷依然满是流民，故而为了社会稳定，还是需要有大量的土地来安置他们。
第三点，则是李啸把这些富余田掌握之后，可以将这些多余田土，以国家计划的方式，全部改种为桑田与棉田。这样一来，因为物料来源充足，既可以继续扩充工坊的规模，又可以由于自已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土地，故在生丝与棉球方面有绝对的定价权，这样便可防止那些地主豪绅搅乱市场，随意抬高物价。从而以这种方式，对江南的丝绸与棉布市场，加以强有力的管控，力保其稳定而有序。
这项基本田与富余田的政策，终于全面实施之后，一件令李啸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