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倭使入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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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世时，即为先祖曹参立庙，称“始祖”，上其父曹嵩庙号为“太祖”，谥称“简皇帝”——谥法云：“一德不懈为简。…”曹髦继位，安葬曹操，群臣奏上，请立“高祖庙”，谥号为“武”——谥法云：“克定祸乱为武。”又云：“刚强直理为武。”听上去比曹嵩的谥号要靠谱多了。
至于曹操的祖父曹腾，因为是宦官的缘故，乃未建庙立谥。
是勋在曹操的葬礼上，遇见了柱国夏侯惇，面色蜡黄，病恹恹的，被搀扶着列于群臣队中。其实夏侯元让有一半儿是装的，他确实宿疾难瘳，但根本到不了无法理事，连走路都要人扶的地步。故此葬礼毕，二人并车而行，是勋就凑过去低声问他：“元让何所虑耶？”你装病不出来管事儿，究竟在担心些什么呢？
夏侯惇淡淡地回答道：“近日读马伏波传，因惜台上无名也。”
马伏波就是马援，自西州起家，后归汉光武，功勋卓著。不过这家伙的结局不是很好，二征岭南，中疫而死，但在他死前就受到耿舒等人诬陷，导致光武帝收其新息侯印绶，家人竟不敢厚葬。后来明帝继位，造云台，张挂二十八功臣画像，偏偏就缺了马援，东平王刘苍问之，明帝笑而不语。
后人揣测，那是因为马援之女为明帝皇后，为避椒房之嫌，故不得列位“云台二十八将”耳。要说夏侯元让也是只多产兔子，共生九子四女，曹操在世时即指定其幼女为皇孙曹髦之妻——虽然差着辈分呢。但当时人还真不在乎这个。虽说曹髦未冠。还不到大婚的时候。但这桩婚姻就理论上而言，终究是不会落空的。
所以夏侯惇的意思，我将来要做皇帝的老丈人，为恐外戚用权的嫌疑，干脆还是借病早早退休为好。
是勋不禁叹道：“何必如此。”夏侯惇笑道：“若天子不召宏辅归，吾或鞭打朽骨，以柱朝廷。今宏辅既归，吾尚何忧耶？”是勋代表了以诸曹夏侯为首的开国功臣的利益。有他掌控朝政，功臣们自可无虞，所以夏侯惇也就放心地回家安享晚年啦。
曹操下葬半月有几，天子颁诏，大命勋职，朝中比二千石以上，七成都授予了散官称号。辅政五大臣当中，曹德进位太宰，王郎为太傅，华歆为太尉；曹仁、曹洪旧即位列至高武勋。且柱国夏侯惇还没有挂，也不好顶了他的位子。故此未升。
随即以辅政事冗为名，罢华歆尚书令，易之以老臣钟繇。然而既为辅政大臣，便命曹德等三日一至中书，参与群相会议——等于把宰相从六人增加到了九人。桓范提醒是勋：“此天子欲分主公之权也。”是勋不以为意地笑一笑：“即王景兴、华子鱼辈，安能制吾？”至于“小透明”曹德，那就更加没往心里去啦。
邢颙尚在蜀地未归，亦得朝议大夫衔。曹髦下旨，以邢秘书淹迟故，乃拔崔琰为秘书监。桓范又去警告是勋：“天子重崔季珪，以制主公明矣。”是勋说若因此就能使天子对朝局彻底放心，以为我不足以动摇他的权柄，那也没啥不可以啊。便即引用孔子的话：“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就理论上而言，曹髦这些决策都需经中书审核、颁诏，是勋若是不同意，小皇帝啥都干不了。但是勋觉得事情不大，没必要跟皇帝顶牛——权力这东西，有如利刃，常揣怀中，才能震慑肖小，要是见天儿拿在手里比划，人反倒不怕了。而且若是凡天子之旨皆驳，大有擅权之嫌，未免罹人之讥——好钢用在刀刃上，同理，否决权要用在大事上。
又数日，秦朗领着倭使进了京。
魏延率领水师探索和沟通了从北九州直航广陵的海道，秦朗一行是在盐渎附近登的岸，本来早就应当抵达洛阳了。然而才走到半道上，便遭逢关东乱起，朝命使其暂时止步，以避贼锋。一直等到曹洪进抵梁、沛，这才派了一支兵马护送他们继续上路，直取洛阳。
倭地二十三国的使者，七成来自九州岛，其余的来自本州岛——据秦朗说，四国岛上都是些野蛮落后的小部落，难以称国。倭使进京，觐见天子，曹髦大喜，甚觉荣耀，于是诏下群臣，使议召见之礼，以及酬赏事宜。
崔琰先为曹髦制礼，拉拉杂杂一大套，搞得无比繁复，当然也就因此无比热闹。天子以问百僚，绝大多数人直接就给否了：“礼为安政服远，重实而忌虚，昔武皇帝即削汉礼，以简为要，陛下而以背道而行？”礼部尚书刘廙拿出一套简化版本，重点就在省钱，曹髦无奈之下，只得应允。
至于酬赏事，刘廙出班奏道：“可从西域诸国例，封以王号。”是勋忙道：“不可。”他说了，西域诸国旧有王号，汉代也是那么封的，所以咱们不能去给他们挫一级，改封公侯，然而事实上——“吕奉先王于西域，统合各国，则车师、焉耆、鄯善等名为王，实非王也……”这些国家虽然户口不蕃，但地方广大，起码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一个中等郡，可是小小的倭地就有二十三国——“即大者如邪马台，亦不过大县耳，安可为王？爵不可轻颁，轻颁则贱。”
刘廙说那这样，可封邪马台女王为王，余者皆侯。然而是勋还是反对，说：“邪马台雄于筑紫（九州岛），俨然有并吞诸邦之心，若使王之，乃更跋扈，非中国之福也。若侯俱侯，不可有异。”
刘廙说偏远海岛上一个小蛮邦，就算把整个倭地都统一了，又能有多大力量，怎么就“非中国之福”了？“令公所言，廙不敢苟同也。”
是勋时为中书令。这个职位肇设于西汉武帝朝。原本以士大夫掌内廷事务。称尚书令，以宦官掌内廷事务，则称为中书令。汉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权势竟在丞相之上。对于尚书令、中书令这种职务，因其权重，向来朝臣多尊称为“令君”——比方说著名的荀令君荀彧。可是当初荀彧虽然等同于汉相，就算在曹操集团中也位列第二，终究尚书令论品秩并不怎么高；如今的是勋可不同。那是名正言顺的首相啊，且又受封郡公，所以大家伙儿干脆就生造出一个新词儿来，尊称他为“令公”。
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自魏文帝起，即以士人担任中书令，执掌机要，权势日重，逮南北朝时，竟成为朝臣中最清华贵重者。比方说谢安即在东晋为中书令。再如高允在北魏为中书令，文成帝拓拔濬竟不名之。而尊称为“令公”——也就是说二百多年以后才出现的这种称呼。唐代最有名的“令公”当然是郭子仪郭令公啦——不过这个时候多以尚书、中书两省次官同平章事为宰相，令则多授藩镇，其实不预政事。
到了晚唐以后，中书令越封越滥，简直成了武将专有的加衔，所以在民间传说中，就连杨业都被称为“杨老令公”了——其实他官止云州观察使、判代州而已，距离中书令还有十万八千里远。
故此在是勋的印象里，一提“令公”，多为武夫也，如今这称呼加在了自己身上，怎么听着怎么别扭啊……可是又不好禁绝，只能忍着……
当下刘廙说是令公你未免太小题大做、危言耸听了吧？是勋心说日本将来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我这会儿说出来，肯定没人信——“今二十三国来朝，异服之使，并列阶前，何其荣耀，可彰中华之盛也。若异日止二三国来朝，知者晓其兼并，不知者以为中国将衰，是以外邦贡使寡也，奈何？”
刘廙一皱眉头，说你这话虽然挺没溜的，但我喜欢……好吧，那就如你所言吧。于是诏拜二十三国倭王……倭地酋长皆为侯爵，各赐名号、金印。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因此也做不成“亲魏倭王”，他的使者光得了一颗“亲魏侯”的印信回去。
倭使贡献方物甚多，但价值却不高，也就毛皮、倭锦、男女生口（奴隶）之类罢了，曹髦将贡物班赐群臣，奴隶则发皇家工坊劳作。崔琰帮他列了长长的一份赏赐品单出来，包括黄金、美玉、铜钱、铁刀、蜀锦、珍珠、铅丹，等等，足足四十多款，论价值不下贡品的百倍。可是度部尚书司马朗当场就给否了，说关东还在打仗呢，蜀地也没有彻底平定，我没这份儿计划外开销。公库动不得，那就动私库吧，然而又遭到门下监刘放的谏阻：“前陛下践极，赐群臣金帛，以国用未足，取诸内帑，今若重赐，乃将罄尽矣。”
曹髦一皱眉头，说我真就那么穷吗？是勋奏道：“所谓积土成山，积水为渊，今若重赐，后再有贡者，必从此例，是贫中国而富四夷也……”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最终就酿成了这种恶果，导致到了明朝，要明确规定藩属的进贡次数——你要是年年过来，那我非破产不可呀。
“且蕞尔小邦，得金玉无所用，得绢帛不能织，唯炫其华彩而已。是中国之赏厚，而彼邦之德薄也。”
他说我跟秦朗仔细打问过了，倭地没有好铁，部队基本上还在使用铜兵，而且他们就连铜的冶炼技术也很落后，不能制镜——“胡不赐以镜、剑，既不劳中国，而又能得远人爱也。”日本列岛这时候，大概处于弥生时代晚期或者古坟时代早期，后世考古发掘出最常见的礼仪用品，就是从中国输入的铁剑和铜镜，甚至其中贵重者，还成为了日后大和王朝政权的象征——所谓“剑、镜、玺”（玺指本土勾玉）是也。
那么既然倭人喜欢这些玩意儿，咱就送他们这些玩意儿吧，比送黄金、白玉要惠而不费多啦。
曹髦准奏，即赐各倭使铜镜、铁制刀剑，以及价值千金的铅丹和铜钱——就这论时价都已经是贡品的将近十倍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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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世时，即为先祖曹参立庙，称“始祖”，上其父曹嵩庙号为“太祖”，谥称“简皇帝”——谥法云：“一德不懈为简。…”曹髦继位，安葬曹操，群臣奏上，请立“高祖庙”，谥号为“武”——谥法云：“克定祸乱为武。”又云：“刚强直理为武。”听上去比曹嵩的谥号要靠谱多了。
至于曹操的祖父曹腾，因为是宦官的缘故，乃未建庙立谥。
是勋在曹操的葬礼上，遇见了柱国夏侯惇，面色蜡黄，病恹恹的，被搀扶着列于群臣队中。其实夏侯元让有一半儿是装的，他确实宿疾难瘳，但根本到不了无法理事，连走路都要人扶的地步。故此葬礼毕，二人并车而行，是勋就凑过去低声问他：“元让何所虑耶？”你装病不出来管事儿，究竟在担心些什么呢？
夏侯惇淡淡地回答道：“近日读马伏波传，因惜台上无名也。”
马伏波就是马援，自西州起家，后归汉光武，功勋卓著。不过这家伙的结局不是很好，二征岭南，中疫而死，但在他死前就受到耿舒等人诬陷，导致光武帝收其新息侯印绶，家人竟不敢厚葬。后来明帝继位，造云台，张挂二十八功臣画像，偏偏就缺了马援，东平王刘苍问之，明帝笑而不语。
后人揣测，那是因为马援之女为明帝皇后，为避椒房之嫌，故不得列位“云台二十八将”耳。要说夏侯元让也是只多产兔子，共生九子四女，曹操在世时即指定其幼女为皇孙曹髦之妻——虽然差着辈分呢。但当时人还真不在乎这个。虽说曹髦未冠。还不到大婚的时候。但这桩婚姻就理论上而言，终究是不会落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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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廙说偏远海岛上一个小蛮邦，就算把整个倭地都统一了，又能有多大力量，怎么就“非中国之福”了？“令公所言，廙不敢苟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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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原本的历史上，自魏文帝起，即以士人担任中书令，执掌机要，权势日重，逮南北朝时，竟成为朝臣中最清华贵重者。比方说谢安即在东晋为中书令。再如高允在北魏为中书令，文成帝拓拔濬竟不名之。而尊称为“令公”——也就是说二百多年以后才出现的这种称呼。唐代最有名的“令公”当然是郭子仪郭令公啦——不过这个时候多以尚书、中书两省次官同平章事为宰相，令则多授藩镇，其实不预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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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一皱眉头，说我真就那么穷吗？是勋奏道：“所谓积土成山，积水为渊，今若重赐，后再有贡者，必从此例，是贫中国而富四夷也……”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最终就酿成了这种恶果，导致到了明朝，要明确规定藩属的进贡次数——你要是年年过来，那我非破产不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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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跟秦朗仔细打问过了，倭地没有好铁，部队基本上还在使用铜兵，而且他们就连铜的冶炼技术也很落后，不能制镜——“胡不赐以镜、剑，既不劳中国，而又能得远人爱也。”日本列岛这时候，大概处于弥生时代晚期或者古坟时代早期，后世考古发掘出最常见的礼仪用品，就是从中国输入的铁剑和铜镜，甚至其中贵重者，还成为了日后大和王朝政权的象征——所谓“剑、镜、玺”（玺指本土勾玉）是也。
那么既然倭人喜欢这些玩意儿，咱就送他们这些玩意儿吧，比送黄金、白玉要惠而不费多啦。
曹髦准奏，即赐各倭使铜镜、铁制刀剑，以及价值千金的铅丹和铜钱——就这论时价都已经是贡品的将近十倍啦。(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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