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七十二章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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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皇后和太子抵达北京城，朱怡成在北京的生活逐渐变得习惯起来了。看来，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只要身边有着自己最亲近的人，人们往往就能使自己心情平静并对新环境快速接受。
之后的二个月里，其他后宫妃子和皇子、公主等也逐渐由南京北上，陆陆续续到了北京，他们的到来更让原本空荡荡的皇宫增添了生气。
永业七年五月初三，朱怡成的北迁初步正式完成，也就是说自他由南京前往北京到整个后宫搬家完成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个时间看起来似乎不短，但要从皇帝搬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却是极为快的，要知道南北相隔甚远，再加上搬家的人身份不同，如果放在以前根本没那么容易。
要知道当年永乐迁都前后耗费了近二十年时间，其中更闹出许多事来。当然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同，而且还牵涉到北京城和皇宫的建造等等，可就算这样，在正式迁移的时候也耗时极长，甚至因为北京大殿雷击着火导致群臣的反对和朱棣的坚持很是被砍了几颗脑袋这才强制推行。
随着后宫整体迁都的完成，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枢也开始了它的运行。虽然南京依旧有着六部官员留守，但所有人都清楚南京作为政治中枢将慢慢退出舞台，按照朱怡成的设想，不再保留两京两套班子的设置，所以将来大明会同前明使用不一样的行政统治手段。
这点，满朝文武都是清楚的，也未有提出反对意见。因为现在的交通环境已和当年不同。如果是在百年之前，南北两京只能依靠漕运和陆路进行沟通，两京相隔数千里，来往极是不便，何况又因为南京的特殊性这才形成了两京两套班子的制度。
而现在的大明大开海贸，再加上上海等港口城市的大兴，来往南北的海船越来越多，其交通方面也不仅限于漕运和陆路了。
其他的不说，仅仅以北京到南京的速度来讲吧，由北京至天津，然后从天津登船沿海而下，由上海入长江口沿江而上直抵南京城，这条线路最短的只需三四日而已，就算走的慢些，一旬的时间怎么也能到了，这大大缩短了政令的传达，也更有利于北京作为政治中枢对南方直接有效的统治。
除此之外，朱怡成自拿下南方后就开始修缮官道，尤其是打下江北后因为赈济的原因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式，不仅修缮各处官道，并且对于水利也开始着手进行修缮和规划。
这些都不仅都是稳定地方、促进生产、沟通南北的好事，要知道在历代中，朝廷对于官员的考核中有一条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兴修水利和地方生产。而朱怡成这样做恰恰也起到了这个目的，使得拿下中原后使各地在很短时间内就稳定了下来，并且随着各项工程的顺利进展，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渐产生了好的转变。
说起来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最好统治的一个群体，相比西方国家重视个人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情况，中国的老百姓却一直仅注重自己的生存。
曾经在后世，甚至这个时代，西方哲学家、神学家甚至王公贵族们对中国人信仰理解一般都是以佛教徒、道教徒这些来判断，其实这种判断是绝对错误的。
西方人的思维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想法，当西方人见到中国人家里供着佛像、三清像，在某些日子里去寺院、道观虔诚地上香许愿的时候，往往会对这些中国人的信仰进行判断。
可实际上中国人信这些并不像是西方人那样的狂信，西方人在接受一种信仰的时候往往会把信仰当成自己毕生的寄托，从而为之付出一切。但中国人却不是如此，中国人表面上信佛或者崇道，可实际上中国人的信仰是非常实际的，就算是信佛的中国人在路过田头的土地庙时也会停下脚步拜上几拜，而信道的中国人在见到化缘的和尚时同样会双手合十口称一声师傅，同时给予帮助。
这些表现让西方人很是不解，所以西方人就又产生了一个错觉，那就是中国人也许是多信仰群体。可是这个答案同样也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人的信仰并非他们眼中看到的那么简单，而其实中国人是一种非常实际的群体，那就是抱着无论那种神佛都不能得罪，只要对自己有利，自己的信仰随时随地都可以调整。
比如信道的人在求子时会去求送子观音保佑，而信佛的家庭在科考前会去孔庙拜上一拜以求心安，又或者无论信那种的普通人，在许多时候还会在家中供着祖宗牌位，凡事上三柱香求自己的老祖宗保佑等等。
这些是西方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可恰恰又是真实存在的。之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会这样拥有独特的信仰方式，又能够在各种不同的信仰中熟练地运用和转移着，那是因为老百姓们在其千百年的生活中所造成的一种特殊文化。
说白了，就是一个最朴素也最简单的道理，老百姓奢望的不是别的，仅仅只是让他们吃饱穿暖而已。所以不同的信仰和转变无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也是前面说的中国老百姓是最好统治的群体，只需要让他们吃饱饭，不受冻，能够安然地生活和繁衍，国家自然会稳定和持续发展。
综观历史，每个朝代只所以最终改朝换代，除了外来的因素外最大的因素就是老百姓吃不饱饭。当这种情况产生，为了生存的老百姓就会揭竿而起，然后酿成席卷全国的起义和战争，从而导致朝代的更替。
而现在，这个可能性已经极小，随着大明的重兴，再加上商贸的发达和大明对海外的进取，使国内的土地压力大大减轻。再加上科技导致农业的不断进步，还有新兴高产农作物的大量推广，也让老百姓在生存的条件上大大进步。
此外，之前提到的交通的变化也是如此，官道的畅通使加强了物品的流通，同样也使国家政令能够及时得到传达。如果等到朱怡成的铁路计划顺利完成后，那么整个大明就会彻底变得和以前不同了，困扰千年帝皇的一大难题也会迎刃而解。
随着皇后和太子抵达北京城，朱怡成在北京的生活逐渐变得习惯起来了。看来，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只要身边有着自己最亲近的人，人们往往就能使自己心情平静并对新环境快速接受。
之后的二个月里，其他后宫妃子和皇子、公主等也逐渐由南京北上，陆陆续续到了北京，他们的到来更让原本空荡荡的皇宫增添了生气。
永业七年五月初三，朱怡成的北迁初步正式完成，也就是说自他由南京前往北京到整个后宫搬家完成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个时间看起来似乎不短，但要从皇帝搬家的这个角度来看却是极为快的，要知道南北相隔甚远，再加上搬家的人身份不同，如果放在以前根本没那么容易。
要知道当年永乐迁都前后耗费了近二十年时间，其中更闹出许多事来。当然当时的情况和现在不同，而且还牵涉到北京城和皇宫的建造等等，可就算这样，在正式迁移的时候也耗时极长，甚至因为北京大殿雷击着火导致群臣的反对和朱棣的坚持很是被砍了几颗脑袋这才强制推行。
随着后宫整体迁都的完成，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枢也开始了它的运行。虽然南京依旧有着六部官员留守，但所有人都清楚南京作为政治中枢将慢慢退出舞台，按照朱怡成的设想，不再保留两京两套班子的设置，所以将来大明会同前明使用不一样的行政统治手段。
这点，满朝文武都是清楚的，也未有提出反对意见。因为现在的交通环境已和当年不同。如果是在百年之前，南北两京只能依靠漕运和陆路进行沟通，两京相隔数千里，来往极是不便，何况又因为南京的特殊性这才形成了两京两套班子的制度。
而现在的大明大开海贸，再加上上海等港口城市的大兴，来往南北的海船越来越多，其交通方面也不仅限于漕运和陆路了。
其他的不说，仅仅以北京到南京的速度来讲吧，由北京至天津，然后从天津登船沿海而下，由上海入长江口沿江而上直抵南京城，这条线路最短的只需三四日而已，就算走的慢些，一旬的时间怎么也能到了，这大大缩短了政令的传达，也更有利于北京作为政治中枢对南方直接有效的统治。
除此之外，朱怡成自拿下南方后就开始修缮官道，尤其是打下江北后因为赈济的原因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式，不仅修缮各处官道，并且对于水利也开始着手进行修缮和规划。
这些都不仅都是稳定地方、促进生产、沟通南北的好事，要知道在历代中，朝廷对于官员的考核中有一条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兴修水利和地方生产。而朱怡成这样做恰恰也起到了这个目的，使得拿下中原后使各地在很短时间内就稳定了下来，并且随着各项工程的顺利进展，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渐产生了好的转变。
说起来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最好统治的一个群体，相比西方国家重视个人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情况，中国的老百姓却一直仅注重自己的生存。
曾经在后世，甚至这个时代，西方哲学家、神学家甚至王公贵族们对中国人信仰理解一般都是以佛教徒、道教徒这些来判断，其实这种判断是绝对错误的。
西方人的思维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想法，当西方人见到中国人家里供着佛像、三清像，在某些日子里去寺院、道观虔诚地上香许愿的时候，往往会对这些中国人的信仰进行判断。
可实际上中国人信这些并不像是西方人那样的狂信，西方人在接受一种信仰的时候往往会把信仰当成自己毕生的寄托，从而为之付出一切。但中国人却不是如此，中国人表面上信佛或者崇道，可实际上中国人的信仰是非常实际的，就算是信佛的中国人在路过田头的土地庙时也会停下脚步拜上几拜，而信道的中国人在见到化缘的和尚时同样会双手合十口称一声师傅，同时给予帮助。
这些表现让西方人很是不解，所以西方人就又产生了一个错觉，那就是中国人也许是多信仰群体。可是这个答案同样也是错误的，实际上中国人的信仰并非他们眼中看到的那么简单，而其实中国人是一种非常实际的群体，那就是抱着无论那种神佛都不能得罪，只要对自己有利，自己的信仰随时随地都可以调整。
比如信道的人在求子时会去求送子观音保佑，而信佛的家庭在科考前会去孔庙拜上一拜以求心安，又或者无论信那种的普通人，在许多时候还会在家中供着祖宗牌位，凡事上三柱香求自己的老祖宗保佑等等。
这些是西方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可恰恰又是真实存在的。之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会这样拥有独特的信仰方式，又能够在各种不同的信仰中熟练地运用和转移着，那是因为老百姓们在其千百年的生活中所造成的一种特殊文化。
说白了，就是一个最朴素也最简单的道理，老百姓奢望的不是别的，仅仅只是让他们吃饱穿暖而已。所以不同的信仰和转变无不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也是前面说的中国老百姓是最好统治的群体，只需要让他们吃饱饭，不受冻，能够安然地生活和繁衍，国家自然会稳定和持续发展。
综观历史，每个朝代只所以最终改朝换代，除了外来的因素外最大的因素就是老百姓吃不饱饭。当这种情况产生，为了生存的老百姓就会揭竿而起，然后酿成席卷全国的起义和战争，从而导致朝代的更替。
而现在，这个可能性已经极小，随着大明的重兴，再加上商贸的发达和大明对海外的进取，使国内的土地压力大大减轻。再加上科技导致农业的不断进步，还有新兴高产农作物的大量推广，也让老百姓在生存的条件上大大进步。
此外，之前提到的交通的变化也是如此，官道的畅通使加强了物品的流通，同样也使国家政令能够及时得到传达。如果等到朱怡成的铁路计划顺利完成后，那么整个大明就会彻底变得和以前不同了，困扰千年帝皇的一大难题也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