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总统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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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立场突然软化下来，对推动安理会做出决议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只是，要在安理会获得支持，也并非易事。
不管怎么说，奥尔岑多夫只是一名外交家，而不是政策的决定者。更重要的是，危地马拉关系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核心利益，即便奥尔岑多夫的努力产生了效果，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动用否决权，也不等于不会让其他国家投否决票。这就意味着，中国依然得争取获得六个轮值国的支持。
可惜的是，周润康忽视了这一点。
十月十九日，新闻事件后的第七天，安理会进行了第一次闭门会议，并且就中国的出兵提案进行了第一次表决。
德意志第二帝国投了弃权票，而一直在中德间左右逢源的意大利也投了弃权票。
只是，让周润康意外的是，土耳其与希腊都投了否决票。结果就是，在十一个轮值国中只有五个投了赞成票。
显然，中国的出兵提案没有获得多数支持。
当然，这不是终结。
闭门会议结束前，周润康再次代表中国发出了出兵提案，并且要求安理会在恰当的时候进行投票表决。
显然，周润康做了第二手准备。
新的提案，在内容上做了小范围修改，而且换了个名字。
虽然安理会不会就同一个议案做两次表决，但是并没有限制就同一件事情提出不同的议案。
更重要的是，常任理事国的提案有优先表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不出来捣乱，中国就能够一直发起提案，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
问题是，周润康也不是决策者。
虽然是闭门会议，但是安理会的表决结果根本不是秘密。
次日。中国国民议会就针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举行了最后一轮辩论，并且订在十一月议会复会之后进行表决。
显然，席存瑞必须感谢中国的法定节日。
大战后，因为太多的军人退役复员，一下多出了上千万的社会劳动力，所以国民议会通过了好几项与节假日有关的法案，把主要的传统节庆都定为了法定节日。强制规定企业与政府机关必须给予员工假期。
显然，国民议会也不例外。
公历十月份。法定假日有两个，一是中秋节、二是重阳节。当然，某些年份，这两个节日不一定都在十月份。
所幸的是，一九六六年，这两个节庆都在十月。
这就意味着，十月下旬。国民议会要休会数日，到十一月初才会复会。
这让席存瑞获得了宝贵的机会。
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席存瑞逐一找各个党派的领袖进行了私下会谈，尽一切可能的争取国民议会能够给出最有利的表决结果。
席存瑞做了最大的努力，至于结果如何，他却没有半点把握。
原因很简单，国民议会议员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客，党派领袖更是政客中的佼佼者，而政客的话最不可信。
显然，如果席存瑞相信了政客的承诺。他就不配住进总统府。
十一月三日，国民议会复会。
虽然辩论已经结束，但是应几位主要党派领袖的要求，国民议会又进行了三天的特别辩论，即主要由政党领袖发言。
十一月六日，席存瑞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去国民议会进行陈述演讲。
这是总统的特权，即在国民议会完成辩论。进行表决之前，总统有权对议案做最后的陈述。
上午，在席存瑞进行了陈述演讲之后。国民议会进行了暂时休会。
表决在下午进行，席存瑞借此机会。再次约见了几名主要政党领袖，提醒他们信守之前做出的承诺。
席存瑞的要求很简单，给安理会一些时间。
表决开始之后，席存瑞按照惯例离开了国民议会。
中国实行的是总统议会制，即总统是通过全国大选产生的，并不由议会推举产生，因此总统不是议员，在议会里没有席位。正是如此，总统无权参与议会的表决，还必须在议会表决时回避。
席存瑞只能返回总统府，等待最终的表决结果。
显然，这等待十分痛苦。
事实上，对重大议案的表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烦琐的事情。
虽然在技术手段上，已经可以提高表决效率，但是国民议会依然采取最为原始的表决方式，即举手表决。如此一来，就需要仔细清点表决结果，还需要反复审核，以确保表决结果真实无假。
某些时候，仅表决后的计票工作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
如果表决结果的悬殊不是很大，肯定有议员提出重新计票，也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对投票表决进行统计与审核。
直到晚上九点，席存瑞才收到国民议会的表决结果。
一个让他非常失望的结果。
国民议会中，有三百四十七名议员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投了否决票，但是有三百五十三名议员投了赞成票。
结果就是，该议案获得了国民议会的支持。
摆在席存瑞面前的选择只有连改革，一是在议案上签字，让议案变成法案，二是动用总统的否决权，让议案无效。
如果选择前者，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选择后者的话，席存瑞将面对更多的考验。首先就是，国民议会有权重新对遭到总统否决的议案进行表决。当然，总统有权连续三次使用否决权。问题是，在连续动用三次否决权之后，如果国民议会依然坚持通过遭到否决的议案，就将自动启动弹劾程序，而且对议案的最终表决，就是对总统的信任表决。按照中国的法律，只要国民议会坚持原有的表决，总统就将遭到弹劾。
席存瑞非常清楚，如果他选择后者，遭到弹劾的可能性非常大。
显然，于己于国，席存瑞都不想遭到弹劾。原因就是，在他被弹劾之后，不会立即进行大选，按照法律规定，将由副总统接替。当初，为了在选举中获得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团结党内的军方势力，席存瑞选择的搭档是一位退役将领。这就意味着，即便他牺牲一切，依然不可能改变最终的结局。
正是如此，席存瑞不可能牺牲一切。
当然，这并不表示席存瑞不能动用总统的否决权。
十一月七日，席存瑞驳回了国民议会的决议，动用总统否决权，要求国民议会对议案进行修改与再次表决。
此举，只为他争取到了半个月的时间。
可惜的是，安理会没有能够在这半个月内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决议，与希腊、土耳其的双边谈判并没取得进展。
十一月十五日，国民议会再次发起表决。
虽然议案做了修改，比如把出兵的目的由在危地马拉建立民主政权，改成了终止人道主义灾难，但是最核心的东西并没改变，即中国仍然得采取军事行动，而且行动范围是整个危地马拉。
这次，席存瑞依然动用了总统的否决权。
只是，这也是他最后的努力了。
如果他第三次动用否决权，国民议会将自动发起弹劾案，而任何人都不相信席存瑞能够得到信任。
所幸的是，席存瑞做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回报。
这就是，国民议会再次进行表决之前，议案的内容做了决定性的改变，即把军事行动的范围缩小到了危地马拉局部地区，即把危地马拉北部的佩腾省排除在外，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是夺取危地马拉城，组建民主政权。
十二月六日，获得表决通过的议案送到了席存瑞手上。
这次，席存瑞没有立即做出决定。
当天下午，他离开了总统府，在一名秘书与两名警卫的陪同下，去了密云的军队高级疗养院。
当然，这不是什么秘密。
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席存瑞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而且这样的冒险毫无价值。
说白了，如果席存瑞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他也将变得无足轻重。
这个时候，席存瑞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时，中国的所有新闻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提到了一点，即席存瑞通过第三次否决议案启动了弹劾总统的程序之后，副总统接任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副总统会不会继续否决议案。
在社论中，各大新闻媒体都认为，席存瑞第三次动用总统否决权，无异于自掘坟墓。
更重要的是，有着强烈军方背景，而且在对外态度上一向强硬的副总统，绝对不是席存瑞那样的政治家。
也就是说，席存瑞即便不顾自身利益，也不过是让国民议会在年底进行第四次表决。
席存瑞的自我牺牲，无外乎让战争到来的时间延迟了半个月。
这有什么价值？
可以说，即便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也相信，席存瑞为这半个月所做的牺牲，根本是得不偿失。
要知道，这要席存瑞还是总统，他就有影响力，能够制约军事行动。
相反，如果由信奉强硬政策的副总统接手，那么军事行动的规模与范围都将超越中国当局的控制能力。
显然，一场失控的军事行动要比有限的军事行动糟糕一百倍。
只要席存瑞还有一丝理智，就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未完待续)RQ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立场突然软化下来，对推动安理会做出决议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只是，要在安理会获得支持，也并非易事。
不管怎么说，奥尔岑多夫只是一名外交家，而不是政策的决定者。更重要的是，危地马拉关系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核心利益，即便奥尔岑多夫的努力产生了效果，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动用否决权，也不等于不会让其他国家投否决票。这就意味着，中国依然得争取获得六个轮值国的支持。
可惜的是，周润康忽视了这一点。
十月十九日，新闻事件后的第七天，安理会进行了第一次闭门会议，并且就中国的出兵提案进行了第一次表决。
德意志第二帝国投了弃权票，而一直在中德间左右逢源的意大利也投了弃权票。
只是，让周润康意外的是，土耳其与希腊都投了否决票。结果就是，在十一个轮值国中只有五个投了赞成票。
显然，中国的出兵提案没有获得多数支持。
当然，这不是终结。
闭门会议结束前，周润康再次代表中国发出了出兵提案，并且要求安理会在恰当的时候进行投票表决。
显然，周润康做了第二手准备。
新的提案，在内容上做了小范围修改，而且换了个名字。
虽然安理会不会就同一个议案做两次表决，但是并没有限制就同一件事情提出不同的议案。
更重要的是，常任理事国的提案有优先表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另外两个常任理事国不出来捣乱，中国就能够一直发起提案，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
问题是，周润康也不是决策者。
虽然是闭门会议，但是安理会的表决结果根本不是秘密。
次日。中国国民议会就针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举行了最后一轮辩论，并且订在十一月议会复会之后进行表决。
显然，席存瑞必须感谢中国的法定节日。
大战后，因为太多的军人退役复员，一下多出了上千万的社会劳动力，所以国民议会通过了好几项与节假日有关的法案，把主要的传统节庆都定为了法定节日。强制规定企业与政府机关必须给予员工假期。
显然，国民议会也不例外。
公历十月份。法定假日有两个，一是中秋节、二是重阳节。当然，某些年份，这两个节日不一定都在十月份。
所幸的是，一九六六年，这两个节庆都在十月。
这就意味着，十月下旬。国民议会要休会数日，到十一月初才会复会。
这让席存瑞获得了宝贵的机会。
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席存瑞逐一找各个党派的领袖进行了私下会谈，尽一切可能的争取国民议会能够给出最有利的表决结果。
席存瑞做了最大的努力，至于结果如何，他却没有半点把握。
原因很简单，国民议会议员都是不折不扣的政客，党派领袖更是政客中的佼佼者，而政客的话最不可信。
显然，如果席存瑞相信了政客的承诺。他就不配住进总统府。
十一月三日，国民议会复会。
虽然辩论已经结束，但是应几位主要党派领袖的要求，国民议会又进行了三天的特别辩论，即主要由政党领袖发言。
十一月六日，席存瑞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去国民议会进行陈述演讲。
这是总统的特权，即在国民议会完成辩论。进行表决之前，总统有权对议案做最后的陈述。
上午，在席存瑞进行了陈述演讲之后。国民议会进行了暂时休会。
表决在下午进行，席存瑞借此机会。再次约见了几名主要政党领袖，提醒他们信守之前做出的承诺。
席存瑞的要求很简单，给安理会一些时间。
表决开始之后，席存瑞按照惯例离开了国民议会。
中国实行的是总统议会制，即总统是通过全国大选产生的，并不由议会推举产生，因此总统不是议员，在议会里没有席位。正是如此，总统无权参与议会的表决，还必须在议会表决时回避。
席存瑞只能返回总统府，等待最终的表决结果。
显然，这等待十分痛苦。
事实上，对重大议案的表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烦琐的事情。
虽然在技术手段上，已经可以提高表决效率，但是国民议会依然采取最为原始的表决方式，即举手表决。如此一来，就需要仔细清点表决结果，还需要反复审核，以确保表决结果真实无假。
某些时候，仅表决后的计票工作就要花上好几个小时。
如果表决结果的悬殊不是很大，肯定有议员提出重新计票，也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对投票表决进行统计与审核。
直到晚上九点，席存瑞才收到国民议会的表决结果。
一个让他非常失望的结果。
国民议会中，有三百四十七名议员对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投了否决票，但是有三百五十三名议员投了赞成票。
结果就是，该议案获得了国民议会的支持。
摆在席存瑞面前的选择只有连改革，一是在议案上签字，让议案变成法案，二是动用总统的否决权，让议案无效。
如果选择前者，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选择后者的话，席存瑞将面对更多的考验。首先就是，国民议会有权重新对遭到总统否决的议案进行表决。当然，总统有权连续三次使用否决权。问题是，在连续动用三次否决权之后，如果国民议会依然坚持通过遭到否决的议案，就将自动启动弹劾程序，而且对议案的最终表决，就是对总统的信任表决。按照中国的法律，只要国民议会坚持原有的表决，总统就将遭到弹劾。
席存瑞非常清楚，如果他选择后者，遭到弹劾的可能性非常大。
显然，于己于国，席存瑞都不想遭到弹劾。原因就是，在他被弹劾之后，不会立即进行大选，按照法律规定，将由副总统接替。当初，为了在选举中获得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团结党内的军方势力，席存瑞选择的搭档是一位退役将领。这就意味着，即便他牺牲一切，依然不可能改变最终的结局。
正是如此，席存瑞不可能牺牲一切。
当然，这并不表示席存瑞不能动用总统的否决权。
十一月七日，席存瑞驳回了国民议会的决议，动用总统否决权，要求国民议会对议案进行修改与再次表决。
此举，只为他争取到了半个月的时间。
可惜的是，安理会没有能够在这半个月内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决议，与希腊、土耳其的双边谈判并没取得进展。
十一月十五日，国民议会再次发起表决。
虽然议案做了修改，比如把出兵的目的由在危地马拉建立民主政权，改成了终止人道主义灾难，但是最核心的东西并没改变，即中国仍然得采取军事行动，而且行动范围是整个危地马拉。
这次，席存瑞依然动用了总统的否决权。
只是，这也是他最后的努力了。
如果他第三次动用否决权，国民议会将自动发起弹劾案，而任何人都不相信席存瑞能够得到信任。
所幸的是，席存瑞做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得到了回报。
这就是，国民议会再次进行表决之前，议案的内容做了决定性的改变，即把军事行动的范围缩小到了危地马拉局部地区，即把危地马拉北部的佩腾省排除在外，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是夺取危地马拉城，组建民主政权。
十二月六日，获得表决通过的议案送到了席存瑞手上。
这次，席存瑞没有立即做出决定。
当天下午，他离开了总统府，在一名秘书与两名警卫的陪同下，去了密云的军队高级疗养院。
当然，这不是什么秘密。
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席存瑞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而且这样的冒险毫无价值。
说白了，如果席存瑞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他也将变得无足轻重。
这个时候，席存瑞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当时，中国的所有新闻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提到了一点，即席存瑞通过第三次否决议案启动了弹劾总统的程序之后，副总统接任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副总统会不会继续否决议案。
在社论中，各大新闻媒体都认为，席存瑞第三次动用总统否决权，无异于自掘坟墓。
更重要的是，有着强烈军方背景，而且在对外态度上一向强硬的副总统，绝对不是席存瑞那样的政治家。
也就是说，席存瑞即便不顾自身利益，也不过是让国民议会在年底进行第四次表决。
席存瑞的自我牺牲，无外乎让战争到来的时间延迟了半个月。
这有什么价值？
可以说，即便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也相信，席存瑞为这半个月所做的牺牲，根本是得不偿失。
要知道，这要席存瑞还是总统，他就有影响力，能够制约军事行动。
相反，如果由信奉强硬政策的副总统接手，那么军事行动的规模与范围都将超越中国当局的控制能力。
显然，一场失控的军事行动要比有限的军事行动糟糕一百倍。
只要席存瑞还有一丝理智，就应该做出明智的选择。(未完待续)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