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四零九章 监守自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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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案子有可能取代荆门博物馆监守自盗案,成为华夏这块大地上文博界第一案。”但凡知道这个案子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金钟道万豪酒店,一场名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的拍卖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20多名香港、德国、法国及瑞士籍富商参预竞拍,主持拍卖的是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
都是皇宫中的精品49件拍卖品中,最名贵的是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它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29.5万美元(227.4万港元)购得。
拍卖会上共售出20多件文物,总售价为390万港元。
未成功拍卖的文物,仍由佳士得保管。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文物总局收到了内地驻港某部门人士的消息,大意是本次拍卖会的大部分拍卖品带有故宫编号,疑似故宫藏品。
并且提供了部分文物上的编号。
如果是故宫博物院文物流失,那将非同小可,国家文物总局立即通知国家公安部,并联同香港警方对拍卖品进行清查,结果发现:20余件文物确实标有“故字号”。
“最初,国家文物总局拿来了5个故宫编号,核对账目后,发现有4件编号对应的文物已经在五六十年代调拨到北河外八庙,其中包括那件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还有1件也在同期调拨到西山某古寺。”这是当是张天元翻阅一份过去的资料的时候看到的。
据朱介绍,辛亥革新后,当时的政府将热河行宫和盛京故宫的文物移至故宫,所有文物都编入“故字号”,并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
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充实地方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先后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近十万件文物到各地方博物馆。
其中,对原属热河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部分文物进行了返还,并另加拨了原存故宫博物院的部分文物,总共多达5000多件(套)。
可以说,全国省级(少许市)级博物馆几乎都有故宫博物院调拨的文物。
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是古代皇帝的行宫,因此调拨过去的文物都是皇宫中的精品,相比起民间文物,更加精美,价值也更高。
窃案疑点重重随着警方对作为文物流出地的热河外八庙进行调查,一条侵吞文物的“大鳄”终于浮出水面。
李海涛,热河外八庙管理处文物保管部主任,曾在热河市文物局文物研究室担任研究员。
戴副眼睛,个子不高,看样子挺老实憨厚。衣着很朴素,出入老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他靠进修拿了大专文凭,对文物鉴定,尤其是对密宗小有研究。
李海涛还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和“劳动模范”,并在担任研究员期间,被评为副高职称。
热河市公安局内部人士经过调查怀疑,李海涛早在10年前就开始监守自盗,经其手流出的文物超过百件,主要卖给了国内的文物走私贩子和个人收藏家。
据悉,拘捕李海涛当晚,还在李家发现了未转手的20多件文物。
“他盗窃文物库房的藏品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是仿制赝品,换出真品;另一个就是把没有登记入账的文物,私自带出。”曾在热河市市委任职的一名官员透露,“该案件牵连甚广,涉案人员约有三十人,包括热河市文物局官员、帝都和锦市等地购买文物的人。”
热河外八庙的文物库房设在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汉译,即“吉祥的须弥”。
此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占地面积37900平方米。
文保部共有6人负责管理外八庙的文物库房,其中一人负责记账,是不允许进入库房的。进入库房要两人以上,并由保卫科的人陪同。
库房外的木门和铁门,钥匙分别由两个人掌握。
库房里有24小时的监控镜头。
作为文物库房的“御座楼”是一栋两层楼房,楼前两个香炉,独立的院落,朱红的高墙。
张天元当是还去这里看过,他曾试着推最外层的木门,发现门从里面反锁,院子里的狗听到声音,开始狂吠。
院里的两名保安闻声而至,隔着门对来者进行查问。
他们告诉张天元以及当时陪同张天元一起去玩的聂震,24小时轮流有保安人员在文物库房外看守,每班两人加一条狗。
在看起来如此严密的看守下,李海涛涉嫌单独作案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而他长年作案至今才被发觉,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起案件目前仍然疑点重重,尚在侦破中,但热河市警方证实,去年佳士得拍卖会上的部分文物已经追回。
监守自盗家贼难防对于外八庙的藏品数目,外八庙管理处的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其不清楚具体数目,只知道外八庙共约有7000余件,文物库房里大约有6000多件。
而在其接手管理处的时候,也并未进行清查。
这名负责人的理由是,“去年10月28日通过的《新文物保护法》,才要求新任负责人接手之时须办理馆藏文物移交手续,而旧文物法对此未有涉及。李案11月才被发现,之前未来得及对文物进行清查。”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认为,相比以前,各地博物馆的安全措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外面的人要想偷窃非常困难,但是“家贼难防”。
近年来,我国屡屡发生的文物案件,似乎印证了这朱诚如的这一说法。
原荆城博物馆副馆长王必胜和王传富盗掘古墓、非法出售馆藏文物案,原和疆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黄小江珍贵文物流失案……均是监守自盗。
有专家认为,馆藏文物的流失,已经成为我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盗掘古墓的第二大来源。
而这些案件的案由虽各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时间跨度长。
从事文物犯罪都在5年以上,黄案甚至长达17年才被发现。
帝都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学者认为,博物馆的管理不规范,文物部门对馆藏文物的清查流于形式,已经是普遍的现象。
不仅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对所属博物馆馆藏情况不知其详,一些地方博物馆连自己有多少馆藏品也都不知道,如何去追究文物流失的数量呢?而造成这种后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
“这件案子有可能取代荆门博物馆监守自盗案,成为华夏这块大地上文博界第一案。”但凡知道这个案子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金钟道万豪酒店,一场名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的拍卖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20多名香港、德国、法国及瑞士籍富商参预竞拍,主持拍卖的是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
都是皇宫中的精品49件拍卖品中,最名贵的是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它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29.5万美元(227.4万港元)购得。
拍卖会上共售出20多件文物,总售价为390万港元。
未成功拍卖的文物,仍由佳士得保管。
几乎与此同时,国家文物总局收到了内地驻港某部门人士的消息,大意是本次拍卖会的大部分拍卖品带有故宫编号,疑似故宫藏品。
并且提供了部分文物上的编号。
如果是故宫博物院文物流失,那将非同小可,国家文物总局立即通知国家公安部,并联同香港警方对拍卖品进行清查,结果发现:20余件文物确实标有“故字号”。
“最初,国家文物总局拿来了5个故宫编号,核对账目后,发现有4件编号对应的文物已经在五六十年代调拨到北河外八庙,其中包括那件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还有1件也在同期调拨到西山某古寺。”这是当是张天元翻阅一份过去的资料的时候看到的。
据朱介绍,辛亥革新后,当时的政府将热河行宫和盛京故宫的文物移至故宫,所有文物都编入“故字号”,并于1914年成立了“古物陈列所”。
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充实地方博物馆,国家文物局先后从故宫博物院调拨近十万件文物到各地方博物馆。
其中,对原属热河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部分文物进行了返还,并另加拨了原存故宫博物院的部分文物,总共多达5000多件(套)。
可以说,全国省级(少许市)级博物馆几乎都有故宫博物院调拨的文物。
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是古代皇帝的行宫,因此调拨过去的文物都是皇宫中的精品,相比起民间文物,更加精美,价值也更高。
窃案疑点重重随着警方对作为文物流出地的热河外八庙进行调查,一条侵吞文物的“大鳄”终于浮出水面。
李海涛,热河外八庙管理处文物保管部主任,曾在热河市文物局文物研究室担任研究员。
戴副眼睛,个子不高,看样子挺老实憨厚。衣着很朴素,出入老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他靠进修拿了大专文凭,对文物鉴定,尤其是对密宗小有研究。
李海涛还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和“劳动模范”,并在担任研究员期间,被评为副高职称。
热河市公安局内部人士经过调查怀疑,李海涛早在10年前就开始监守自盗,经其手流出的文物超过百件,主要卖给了国内的文物走私贩子和个人收藏家。
据悉,拘捕李海涛当晚,还在李家发现了未转手的20多件文物。
“他盗窃文物库房的藏品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是仿制赝品,换出真品;另一个就是把没有登记入账的文物,私自带出。”曾在热河市市委任职的一名官员透露,“该案件牵连甚广,涉案人员约有三十人,包括热河市文物局官员、帝都和锦市等地购买文物的人。”
热河外八庙的文物库房设在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之庙”,“须弥福寿”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汉译,即“吉祥的须弥”。
此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占地面积37900平方米。
文保部共有6人负责管理外八庙的文物库房,其中一人负责记账,是不允许进入库房的。进入库房要两人以上,并由保卫科的人陪同。
库房外的木门和铁门,钥匙分别由两个人掌握。
库房里有24小时的监控镜头。
作为文物库房的“御座楼”是一栋两层楼房,楼前两个香炉,独立的院落,朱红的高墙。
张天元当是还去这里看过,他曾试着推最外层的木门,发现门从里面反锁,院子里的狗听到声音,开始狂吠。
院里的两名保安闻声而至,隔着门对来者进行查问。
他们告诉张天元以及当时陪同张天元一起去玩的聂震,24小时轮流有保安人员在文物库房外看守,每班两人加一条狗。
在看起来如此严密的看守下,李海涛涉嫌单独作案的可能性似乎很小,而他长年作案至今才被发觉,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这起案件目前仍然疑点重重,尚在侦破中,但热河市警方证实,去年佳士得拍卖会上的部分文物已经追回。
监守自盗家贼难防对于外八庙的藏品数目,外八庙管理处的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称其不清楚具体数目,只知道外八庙共约有7000余件,文物库房里大约有6000多件。
而在其接手管理处的时候,也并未进行清查。
这名负责人的理由是,“去年10月28日通过的《新文物保护法》,才要求新任负责人接手之时须办理馆藏文物移交手续,而旧文物法对此未有涉及。李案11月才被发现,之前未来得及对文物进行清查。”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朱诚如认为,相比以前,各地博物馆的安全措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外面的人要想偷窃非常困难,但是“家贼难防”。
近年来,我国屡屡发生的文物案件,似乎印证了这朱诚如的这一说法。
原荆城博物馆副馆长王必胜和王传富盗掘古墓、非法出售馆藏文物案,原和疆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黄小江珍贵文物流失案……均是监守自盗。
有专家认为,馆藏文物的流失,已经成为我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盗掘古墓的第二大来源。
而这些案件的案由虽各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时间跨度长。
从事文物犯罪都在5年以上,黄案甚至长达17年才被发现。
帝都大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学者认为,博物馆的管理不规范,文物部门对馆藏文物的清查流于形式,已经是普遍的现象。
不仅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对所属博物馆馆藏情况不知其详,一些地方博物馆连自己有多少馆藏品也都不知道,如何去追究文物流失的数量呢?而造成这种后果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