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节京师的乱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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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确实顾不上发生在鲁南的战事了。因为那一股让袁世凯头疼不已的响马带来的问题，比起眼下的朝局，实在是不值一提。从不同渠道获知此事，并且有机会上奏掌控朝局的太后御前的大臣们，面对日益复杂的形势，都觉得这件事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打个比方，京师的问题是心腹大患，而鲁南的问题则是癣疮之疾。
京师乱局的核心问题就是已经蔓延开来的义和团，它起源于山东，成就于直隶。此时的直隶总督叫裕禄，一个典型的软弱平庸的满洲贵族。对于义和团，裕禄原先的态度与袁世凯完全一样，曾命令驻扎于天津的聂士成部严厉镇压，但后来他的态度转变了，因为是旗人，获知帝国最高层秘密的机会比汉臣大的多，裕禄“敏锐”地感觉到了感觉到了慈禧有支持义和团的意向，于是改变了态度：不是不管，但不真管，不是不剿，但不能真剿。这个态度用书面的语言讲，就是剿抚并用。其实质搁在百年后，用一个词描述就是不作为。
对于义和团来说，这就是纵容。以至于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堂堂的直隶总督衙门，竟然成了义和团大师兄的拳坛所在地，成千上万的包着各色头巾，雄赳赳气昂昂的团众们可以自由出入总督衙门，操练他们那些神神道道的刀枪不入的神功。
到了这一步，裕禄还是有些吃不准慈禧的态度，听了一个幕僚的高见，干脆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做“军费”，让他们向局势日益紧张的天津进发。这下子将朝廷的底探出来了，慈禧竟然追加了十万两“军费”。裕禄有底了，干脆封了义和团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大轿，进而把直隶总督府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取用。
天津由此大乱。
3月10日，处于焦虑中的英、法、美、德、意五国公使在北京针对义和团问题再次召开了专题会议，这是就该问题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了。大清帝国政府的屁股越来越坐到了那伙暴民一边，上帝派至中国的使者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正在受到日益急迫的威胁，五国公使们一致认为应当代表自己的国家发出更强硬的声音。
这次会议后，五国公使向满清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如果大清帝国政府不明确表态镇压义和团，各国就要进行联合海军示威！
满清政府显然并未将这份透着**裸威胁意味的声明当回事。世纪之交的满清朝廷，是一个典型的自大与自卑的混合体，就帝国的最高决策阶层而言，对于世界的认知水平低的可怜，除掉那些醉心洋务的官员外，整个朝廷，被一帮无知颟顸自大狂妄的群体把持着，他们或者图谋着自己的利益，比如载漪；或者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贯态度，比如王文韶；或者保持揣摩慈禧态度为自己态度的一贯作风，比如裕禄；或者仇视洋人，将一切问题归罪于洋人的干涉，比如刚毅和庄亲王载勋；还有可能看清了但什么都不说的人，比如荣禄。
整个朝廷，鲜有清醒看到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极少数最先觉醒完成变革的国家制定了游戏规则，这份强者为尊的规则正在覆盖全球，中国绝不是例外。
朝廷无动于衷，直隶境内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对局势发展的担忧和对满清朝廷的不满日益增加的列强驻华外交官们于4月6日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各国将代为剿平！
这是准备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信号，可惜清廷没有或者不愿意清醒地认识这个信号的意义。
七天后，俄法英美等国的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举行了示威式列队航行。
这个时候，也就是徐世昌受袁世凯委托进京就山东剿匪一再失利进行高层斡旋的时候，直隶首府保定府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民教冲突。因为一次演戏，不信教的村民请来了义和团，一夜之间，三十户教民遭到了彻底的洗劫，三十户人家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杀。
消息传到北京，一位叫法维埃的法国主教给法国公使写了一封信：局势已经日益严重和危险。在保定府，七十多个基督教徒被屠杀﹍﹍北京周围已经受到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个烟幕，义和团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的外国人，这个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了大旗上。义和团的同盟军正在北京等着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这里的我们的日期已经确定，我们已经处在1870年天津惨案前夕同样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您给我们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来，以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过去不很紧急的情况下，也曾这样做过。我相信，我们谦恭的请求，您将惠允考虑﹍﹍
这位中文名字叫樊国梁的主教必将因为此信而在近代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不时闪现一些小人物，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整个弹药库。
樊国梁已经来中国近四十年了，说一口地道的京腔，脑后甚至还留了一根和大清臣民一样的大辫子，他不但是外国在华人员里的元老级人物，而且还是中国皇帝钦命任命的官员，皇帝竟然颁发上谕授予他二品顶戴，级别相当于总督、巡抚。必须承认，樊国梁这个中国化了的法国人对于中国的风土人情、礼仪风俗、民族性格和官场作风是完全掌握了的，义和团的兴起和蔓延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甚至闻到了一丝血腥的味道。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国通准确地预料到了义和团接下来的行动：以袭击教堂开始，攻击使馆结束。
5月20日，各国公使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参加国已经扩大至十一个国家：俄、英、美、法、德、日、意、奥、西、比、葡。会议由西班牙公使主持，他首先宣读了樊国梁的信，尽管这封信各国公使已经认真读过了。法国公使接着发言，他证实樊国梁的信是可信的，这个法国人在中国已经住了四十年，他的分析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大家都看到了，就目前的局势发展，在中国居住生活的外国人将要面对的危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如果清廷有人研究过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国的侵略史，他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每一次入侵，最困难的不是武力不足，而是借口不足。就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而言，列强可以找到的入侵借口真的不多：中国没有武装进入他国开辟自己的势力范围，没有在海外挑起过任何一起武装纠纷，更没有占领过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哪怕一寸土地！中国实在是太规矩了！垂涎这个巨大东方市场的列强可以找到了入侵理由实在是太少了！
但是，现在有了！
参加公使会议的各国公使们心里都抑制不住兴奋。他们清楚，尽管传教士和商人的生命会受到损失，但局面恰恰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义和团帮了他们一个大忙！事态的不断扩大使得他们在将来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时可以理直气壮。
这个时候，公认的世界第一强国不是蒸蒸日上的美利坚，而是日不落的英吉利。老资格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看出了与会同行们的跃跃欲试，出言道：各位应沉着应付，静观事态发展，不要操之过急。
美国公使立即赞同英国人的提议，随即，各国公使都正确理解了英国同行建议中的含义。最后，法国公使建议出一个文字的东西，于是有了一份类似于《戡乱法》的东西，发给了清廷政府，这份违背外交原则代替主权国家意志的玩意儿，一共六条，要求清廷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镇压拳匪，凡是镇压不力，导致外国人生命、财产损失的当地政府官员，必须予以惩罚。要求清廷政府在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这些条款，务必做到人人知晓。
这是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清廷答复的时间为五天。
接到照会的清廷被吓坏了。满清政府晚期的外交基本上体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傲慢无视到惊慌失措。就像一个不知轻重的小孩子，惹事之前天不怕地不怕，惹出事之后就吓的发抖，几乎要崩溃。
清廷这一次的动作倒不慢，立即发布了一系列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包括以步军统领、监察院和顺天府衙门的名义联合发布的维护京城安全的《禁拳章程》和《告示》：严格禁止练拳，并派出武卫军武装弹压。
但晚了。不管朝廷是不是真的要镇压义和团，局势的发展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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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确实顾不上发生在鲁南的战事了。因为那一股让袁世凯头疼不已的响马带来的问题，比起眼下的朝局，实在是不值一提。从不同渠道获知此事，并且有机会上奏掌控朝局的太后御前的大臣们，面对日益复杂的形势，都觉得这件事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打个比方，京师的问题是心腹大患，而鲁南的问题则是癣疮之疾。
京师乱局的核心问题就是已经蔓延开来的义和团，它起源于山东，成就于直隶。此时的直隶总督叫裕禄，一个典型的软弱平庸的满洲贵族。对于义和团，裕禄原先的态度与袁世凯完全一样，曾命令驻扎于天津的聂士成部严厉镇压，但后来他的态度转变了，因为是旗人，获知帝国最高层秘密的机会比汉臣大的多，裕禄“敏锐”地感觉到了感觉到了慈禧有支持义和团的意向，于是改变了态度：不是不管，但不真管，不是不剿，但不能真剿。这个态度用书面的语言讲，就是剿抚并用。其实质搁在百年后，用一个词描述就是不作为。
对于义和团来说，这就是纵容。以至于在二月底三月初的时候，堂堂的直隶总督衙门，竟然成了义和团大师兄的拳坛所在地，成千上万的包着各色头巾，雄赳赳气昂昂的团众们可以自由出入总督衙门，操练他们那些神神道道的刀枪不入的神功。
到了这一步，裕禄还是有些吃不准慈禧的态度，听了一个幕僚的高见，干脆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给义和团做“军费”，让他们向局势日益紧张的天津进发。这下子将朝廷的底探出来了，慈禧竟然追加了十万两“军费”。裕禄有底了，干脆封了义和团大师兄为一品衔，坐一品官的绿呢大轿，进而把直隶总督府的军需仓库打开，任义和团取用。
天津由此大乱。
3月10日，处于焦虑中的英、法、美、德、意五国公使在北京针对义和团问题再次召开了专题会议，这是就该问题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了。大清帝国政府的屁股越来越坐到了那伙暴民一边，上帝派至中国的使者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正在受到日益急迫的威胁，五国公使们一致认为应当代表自己的国家发出更强硬的声音。
这次会议后，五国公使向满清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如果大清帝国政府不明确表态镇压义和团，各国就要进行联合海军示威！
满清政府显然并未将这份透着**裸威胁意味的声明当回事。世纪之交的满清朝廷，是一个典型的自大与自卑的混合体，就帝国的最高决策阶层而言，对于世界的认知水平低的可怜，除掉那些醉心洋务的官员外，整个朝廷，被一帮无知颟顸自大狂妄的群体把持着，他们或者图谋着自己的利益，比如载漪；或者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贯态度，比如王文韶；或者保持揣摩慈禧态度为自己态度的一贯作风，比如裕禄；或者仇视洋人，将一切问题归罪于洋人的干涉，比如刚毅和庄亲王载勋；还有可能看清了但什么都不说的人，比如荣禄。
整个朝廷，鲜有清醒看到世界范围内已经被极少数最先觉醒完成变革的国家制定了游戏规则，这份强者为尊的规则正在覆盖全球，中国绝不是例外。
朝廷无动于衷，直隶境内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对局势发展的担忧和对满清朝廷的不满日益增加的列强驻华外交官们于4月6日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廷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各国将代为剿平！
这是准备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明确信号，可惜清廷没有或者不愿意清醒地认识这个信号的意义。
七天后，俄法英美等国的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举行了示威式列队航行。
这个时候，也就是徐世昌受袁世凯委托进京就山东剿匪一再失利进行高层斡旋的时候，直隶首府保定府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民教冲突。因为一次演戏，不信教的村民请来了义和团，一夜之间，三十户教民遭到了彻底的洗劫，三十户人家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被杀。
消息传到北京，一位叫法维埃的法国主教给法国公使写了一封信：局势已经日益严重和危险。在保定府，七十多个基督教徒被屠杀﹍﹍北京周围已经受到包围，拳众日渐逼近京城。宗教迫害只是个烟幕，义和团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的外国人，这个目的已经清楚地写在了大旗上。义和团的同盟军正在北京等着他们。以袭击教堂开始，而以袭击使馆告终。甚至，袭击这里的我们的日期已经确定，我们已经处在1870年天津惨案前夕同样的险境。在这种情况下，公使先生，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您给我们至少派遣四五十名水兵来，以保护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东西。过去不很紧急的情况下，也曾这样做过。我相信，我们谦恭的请求，您将惠允考虑﹍﹍
这位中文名字叫樊国梁的主教必将因为此信而在近代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历史的长河中总是不时闪现一些小人物，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就像一根导火索，点燃整个弹药库。
樊国梁已经来中国近四十年了，说一口地道的京腔，脑后甚至还留了一根和大清臣民一样的大辫子，他不但是外国在华人员里的元老级人物，而且还是中国皇帝钦命任命的官员，皇帝竟然颁发上谕授予他二品顶戴，级别相当于总督、巡抚。必须承认，樊国梁这个中国化了的法国人对于中国的风土人情、礼仪风俗、民族性格和官场作风是完全掌握了的，义和团的兴起和蔓延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甚至闻到了一丝血腥的味道。令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国通准确地预料到了义和团接下来的行动：以袭击教堂开始，攻击使馆结束。
5月20日，各国公使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参加国已经扩大至十一个国家：俄、英、美、法、德、日、意、奥、西、比、葡。会议由西班牙公使主持，他首先宣读了樊国梁的信，尽管这封信各国公使已经认真读过了。法国公使接着发言，他证实樊国梁的信是可信的，这个法国人在中国已经住了四十年，他的分析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大家都看到了，就目前的局势发展，在中国居住生活的外国人将要面对的危险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如果清廷有人研究过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国的侵略史，他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每一次入侵，最困难的不是武力不足，而是借口不足。就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而言，列强可以找到的入侵借口真的不多：中国没有武装进入他国开辟自己的势力范围，没有在海外挑起过任何一起武装纠纷，更没有占领过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哪怕一寸土地！中国实在是太规矩了！垂涎这个巨大东方市场的列强可以找到了入侵理由实在是太少了！
但是，现在有了！
参加公使会议的各国公使们心里都抑制不住兴奋。他们清楚，尽管传教士和商人的生命会受到损失，但局面恰恰是他们愿意看到的。义和团帮了他们一个大忙！事态的不断扩大使得他们在将来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时可以理直气壮。
这个时候，公认的世界第一强国不是蒸蒸日上的美利坚，而是日不落的英吉利。老资格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看出了与会同行们的跃跃欲试，出言道：各位应沉着应付，静观事态发展，不要操之过急。
美国公使立即赞同英国人的提议，随即，各国公使都正确理解了英国同行建议中的含义。最后，法国公使建议出一个文字的东西，于是有了一份类似于《戡乱法》的东西，发给了清廷政府，这份违背外交原则代替主权国家意志的玩意儿，一共六条，要求清廷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镇压拳匪，凡是镇压不力，导致外国人生命、财产损失的当地政府官员，必须予以惩罚。要求清廷政府在北京、直隶及北方其他各省公布这些条款，务必做到人人知晓。
这是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清廷答复的时间为五天。
接到照会的清廷被吓坏了。满清政府晚期的外交基本上体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傲慢无视到惊慌失措。就像一个不知轻重的小孩子，惹事之前天不怕地不怕，惹出事之后就吓的发抖，几乎要崩溃。
清廷这一次的动作倒不慢，立即发布了一系列镇压义和团的公告，包括以步军统领、监察院和顺天府衙门的名义联合发布的维护京城安全的《禁拳章程》和《告示》：严格禁止练拳，并派出武卫军武装弹压。
但晚了。不管朝廷是不是真的要镇压义和团，局势的发展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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